吴化文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，年少时便投奔了冯玉祥的西北军，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，逐步在军队中崭露头角。在韩复渠的麾下，他逐渐从一个普通军官晋升为旅长，最终担任了济南警备司令。然而，随着抗战爆发，韩复渠在战局艰难时选择弃战而逃，致使华北门户洞开，山东的大片土地在短短时间内落入日军之手。1938年1月，蒋介石下令将韩复渠处决，而吴化文所带的部队也被调往临沂驻防，承担起了山东的防守任务。
到了1943年，抗战已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，面对日伪军的不断诱降和强力打击，吴化文做出了选择：他投向了汪精卫的伪政权，并在日军的支持下成为了山东伪军的中坚力量。此后，他在鲁南一带对我军进行骚扰，并多次遭到我军的反击。抗战胜利后，吴化文的部队被重新调动，准备北上山东，抢夺胜利果实，然而在途中遭遇了我新四军和山东部队的伏击，损失惨重，从此他不敢再轻举妄动。
展开剩余78%滕县战斗期间，蒋介石曾下令吴化文率部增援，但他因畏惧敌人强大力量，迟迟未行动，导致错失战机。蒋介石认为吴化文已经不值得信任，便密令王耀武将其召到济南开会，暗中打算除掉他。然而，山东省主席何思源得知此事后及时将消息传递给吴化文，使得他未能前往济南，从而逃过了一劫。此后，吴化文在国军与解放军之间找不到立足之地，处境极为尴尬，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。
1946年7月，吴化文前往西北军的老上司冯玉祥处求助，请求为自己指一条出路。冯玉祥通过李济深和章伯钧将吴化文的困境告知了周恩来总理，周总理表示：“只要吴先生愿意站在人民一边，我们随时欢迎，并且应该保持密切联系。”总理还将这一消息传达给了华东局，陈毅司令员对吴化文的情况高度重视，指示华东军国军工作部进行联络，期望将他争取到我方。
随着战局的变化，吴化文所带的一个团在大汶口被我军包围数月，几乎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困境。吴化文派出代表与我军联系，提出希望撤围。鲁南军区政委傅秋涛答应了他的请求，命令我军做出正面佯攻，同时在敌军撤退通道上留出了缺口。日后，蒋介石对我山东根据地发起“重点进攻”，吴化文决定切断与我军的联系，并支持已经投降我军的郝鹏举重新叛变。然而，吴化文没想到，仅仅一年之后，华东战局就发生了逆转，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面对局势的变化，解放军并未放弃吴化文，反而重新展开了对他的工作，双方的联系逐步恢复。特别是吴化文的妻子，一位知识女性，她看清了国家的局势，并在不断劝导下促使吴化文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。直到济南战役临近时，我军再次与吴化文取得了联系，请求他提供部队的部署情况。刚开始，吴化文仍然犹豫不决，但据说他曾让岳母前往趵突泉的庙中求神问卜，最终得到了一个“波涛一小舟，水尽到滩头”的签文，象征着国民党的前途已经无望，唯有投奔共产党，才能迎来新生。
此后，吴化文开始为我军提供重要情报。济南战役爆发后，吴化文的部队被安排在我军主攻方向的“炮灰”位置，这让他非常愤怒，终于下定决心起义。在9月19日，吴化文向我军报告了96军的阵地情况，并通告将于当晚宣布起义，随后悄然撤离阵地，等待解放军的接管。吴化文的起义对济南战役产生了重要影响，谭震林同志回忆道，吴化文部队的起义直接导致了我军成功攻入商埠、车站，使整个战役迅速推进，迫使敌人无暇喘息，大大减少了我军的伤亡，并保护了济南的工商业区。
毛主席在电报中对吴化文的起义表示“极为欣慰”和“热烈欢迎”，可见起义的意义非凡。战后，吴化文的部队被编入解放军，番号改为35军，吴化文继续担任军长，然而，由于他曾为国民党效力，许多原解放军将领并不满意这一安排，尤其是鲁中南纵队的战士们，他们曾与吴化文的部队交手过多次，心中对他充满敌意。为了缓解矛盾，陈毅司令员在贾汪的会议上做了耐心的解释，最终大家同意继续合作。
随着35军的整编，吴化文的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，尽管他们的任务并非进攻南京，而是牵制敌人，为兄弟部队争取时间。但南京一战中，国民党军并未设防，吴化文的部队不得不临时准备船只，于4月24日顺利进入南京，并成功进入“总统府”，为南京的顺利接管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1950年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吴化文选择主动辞去35军军长一职，转入地方工作。尽管毛主席亲自询问他是否感到委屈，吴化文表示自己只是身体欠佳，需要休养。之后，他先后担任了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员、交通厅厅长等职务，直到1962年因病去世。
吴化文的一生充满了曲折与变迁，从贫困农民到一度投靠伪政权，再到最终投向人民革命的阵营，体现了他在历史巨变中的抉择与转变，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动荡与复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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